削弱相权和地方长官权力的分散，使皇帝真正成为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这一过程是与相权越来越小，到废除丞相制同步实现的。在帝制中国时代，官僚系统和士大夫从来就没有把皇权关进制度的笼子。

北宋张择端作品《清明上河图》。（来自视觉中国）

冯尔康先生著作《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和《清代社会日常生活》显示，无论人群身份和服饰、婚姻家庭还是生育、丧葬礼仪与习俗，以及宗族生活、官场风气，帝制时代的中国社会处处都体现着皇权独尊和从上至下的等级尊卑秩序，皇权和官本位形成的官威似乎渗透了秦代到清代古人生活的所有层面，并且以法律或其他形式形成了强制性规定。

秦汉以来中国古代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的生活中，从法律规定到官民生活习俗，都体现森严的等级特性，体现皇帝的独尊，体现各级官员的威严，而百姓通常情形恰似羔羊，异常温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国强民弱、君强民弱、官强民弱的现象？从社会史角度观察，这一权力格局对民众意味着什么？

就相关问题，《燕京书评》专访了冯尔康。因为篇幅较长，本文将分为两篇发布，今天发布的是第一篇，明天将发布第二篇。

冯尔康，1934 年出生于江苏仪征，南开大学历史学系本科暨研究生毕业，南开大学荣誉教授，中国社会史学会创会会长，中国谱牒学研究会副会长。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及清史、中国社会史、宗族史、徽学、清前期天主教史、史料学研究。主要著作有《雍正传》（1985）、《曹雪芹与〈红楼梦〉》（1986）、《清史史料学》（1992）、《中国古代的宗族与祠堂》（1997）、《清代人物传记史料研究》（2000）、《顾真斋文丛》（2003）、《中国社会史概论》（2004）、《乾嘉之际下层社会面貌——以嘉庆朝刑科题本档案史料为例》（2004）、《18 世纪以来中国家族的现代转向》（2005）、《中国社会史研究》（2010）、《清代人物三十题》（2012）、《尝新集——康雍乾三帝与天主教在中国》（2017）、《冯尔康文集》（10 卷，2019）；散文集有《去古人的庭院散步》（2005）、《生活在清朝的人们》（2005）、《砥节砺行：寻找品格的磨刀石》（2013）；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1994）、《中国宗族史》（2009）、《清代宗族史料选辑》（2014）等。

皇帝被尊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具有无上权威的“君父”

燕京书评：《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清代社会日常生活》写到了皇家生活、宫廷生活、婚姻制度、生于和丧葬礼仪等，其中可以很明显看出君权与民权之间的天壤之别。我读过一些欧洲史的著作，感到中国古代社会君与民之间存在的差距，远远高于欧洲，为什么？

冯尔康：这涉及到中国传统社会的君权及其发展史，我对皇帝的认知，归结为一句话，就是“中央集权制度下的皇帝被尊奉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具有无上权威的‘君父’统治者”，这至少包括三个方面。

第一，皇帝地位崇高在社会等级之上：从周代人有十等的第一等，到秦汉以后人们的意识里天子在等级之上，秦汉以降君权加强过程大体是这样的：

古人说到周代王权和社会等级，有句脍炙人口的话“天有十日，人有十等”，这是鲁昭公七年（前535年）楚国芋尹无宇对楚灵王讲的：“天子经略，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谁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春秋左传》，见《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下册第2048页上；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4册第1283页，中华书局1981年。）在此之前的一百多年，即鲁桓公二年（前710年）晋国大夫师服说了类似的话：“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春秋左传》，下册第1744页上；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册第94页。）这两位大夫共同揭示周朝王权和社会等级状况，告诉人们：一是，周天子处于社会的第一等级，依次而下是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及各种贱民；周天子处于第一等，亦如孟子讲述爵位、官职等次所言：“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十三经注疏》本，下册第2741页。）二是尊君，君主拥有天下土地和生活在其间所有的人。三是，需要特别留意的立国理念：“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是以民服事其上，而下无觊觎。”治理原则，尊国君，贱臣民，惟其如此，国家就能稳固，百姓就会服帖安宁。统治者的政治设计，就是要造成君强民弱。

先秦时代人们把天子列为第一等，是社会等级之内的人，没有把他排除在外。明末清初黄宗羲接着孟子的话题，指出：“唯独至于天子截然无等级也……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置相》，四部备要本6页下。）由于“君骄臣谄”将天子排除在等级结构之外，只有臣民有等级之别，以此独尊天子，令其进一步凌驾在臣民之上，这就在观念上更突出天子的神圣地位。这是秦汉已降的天子与先秦天子不同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天子能否管理天下“庶务”。说到这里，让我们从郡县制取代分封制来看秦汉已降皇权的膨胀。

《古人日常生活与社会风俗》，冯尔康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1月版。

燕京书评：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实施全面的郡县制，并且以法家思想治国，这进一步加大了皇权。

冯尔康：是的，这就是我要说的第二个方面，秦汉以降政治体制实行郡县制，皇权一再强化，逐步使用内臣充任宰相，以至于用宦官，君权加强的过程是这样子的：

周朝实行分封制与宗法制，集君权与族权于一身，似乎权力很集中，然而实际不是这样的。因为分封制的贵族分权，即地方分权的政治体制下，周天子只能直接管理王畿的土地和臣民，对诸侯国的统治象征性的意义更大，权力实施范围受到很大限制，其时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尚未建立起来，周王与诸侯的等级差距小，而诸侯与卿、大夫的等级差距大，诸侯的地位突出。周王的地位无法与秦以后皇帝相比，所以周朝谈不上中央集权制。秦始皇废除分封制，实行郡县制，皇帝任命官吏，直接管理天下庶务，中央集权制确立，皇帝具有了无比权威。

且看秦始皇封泰山，立石刻，是多么自豪地宣称：“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所以，司马迁说秦始皇不只是称“帝”，而称“皇帝”，称“朕”区别于自古圣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1册第236－245页。）秦始皇同样视土地山河为其所有，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民，而且是名副其实的。自此，中央政府的法令行施到各个地方，皇帝成了真正的最高统治者，首次使中国成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国家，所以秦始皇的丞相王绾等人称颂它是“自上古以来未尝有”的盛事。（《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1册第236页。）

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任命中央和地方大员，处分国家大事，乃至某些庶务。由于他拥有全国土地的最高所有权（特别是垦田以外的山林川泽）和民人，向民人征收贡赋，此外皇家直接经营巨量土地的田庄，由少府（秦汉）、内庄宅使（唐代）、皇庄（明代）、内务府庄田（清代）管理，使皇帝成为最大的地主，他还是军队的统帅。皇帝的政治权力、经济利益，由职官制度来保证实现。在中央实行丞相制，具体执行皇帝的政令，丞相对皇帝负责，皇帝凭其意志，对丞相进行任命或罢免。地方上的主官州牧、郡守、县令，代表皇帝进行治理，可以随时调离、撤换、免职，官员的地位与周代世袭诸侯制不能比拟，这是官僚制度。官员具有被雇用性，与分封制下的世袭贵族是领地主人有性质的差异。（参阅周谷城：《中国社会史论》，上册第69页。）要而言之，官员只能秉命于皇帝，而不能像周代的诸侯能同周天子抗衡；官员不同于诸侯贵族，纯粹是皇权的工具。

燕京书评：一些儒家学者喜欢强调，在帝制中国，官僚系统和士大夫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皇权。但你的著作显示，即便从社会史角度来看，实际上并没有做到。那么，具体情况怎样？

冯尔康：皇权的加强，内容之一是削弱相权和地方长官权力的分散，使皇帝真正成为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这是与相权越来越小到废除丞相制同步实现的。皇帝所采取的手段，主要是用皇家的内朝官逐渐变为外朝官，取代丞相地位。如西汉相国“掌丞天子，助理万机”（《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上》），职权重大。汉武帝开始，特别是东汉皇帝利用内廷的职官尚书参与朝廷政事，历经两晋南北朝发展，到唐代形成三省制，有宰相之名的尚书仆射、中书令、门下侍郎，不过是从二品、正三品的官员，其地位如何能同汉初的相国比拟。此后，则是宋代的分散相权和明清的取消丞相。宋朝承唐制设中书、门下、尚书三书，但不予实权，而别设禁中中书，与枢密院分理政务、军务，另设三司掌管财政，于是政、军、财三权分立，宰相无统理之权。更为甚者，三省长官虽有宰臣之名，但不能任事，如尚书省“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宋史·卷16·职官志》，第12册第3768页）主事的是临事差遣官员，不可能利用职权与皇帝分庭抗礼。三省制名存实亡，宰相权名存而实削，明初干脆废除丞相制，提升六部，使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后来内阁制形成，大学士有“票拟”权，也即处理政事的建议权，不成其为宰相。天下庶务皆皇帝总理，进一步使他身兼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二任。大学士由顾问而成为政府的名义主管，清朝皇帝对此尚耿耿于怀，增设军机处，参议皇帝对政事的处决，传发皇帝重要的紧急的政务命令，又剥夺了大学士的部分参议权和行政权，于是大学士、军机大臣都成了皇帝的秘书，大学士连宰相的影子都几乎消失了。康熙帝每天早晨在乾清门听政，雍正帝在养心殿与军机大臣议政，发号施令，然后接见地方高级官员，引见中下级官员，完全是亲理庶务。

在皇权高度集中的体制下，皇帝常常对百官不放心，于是使用家奴太监干政，在东汉、唐朝、明代相继出现宦官之祸，分百官之权，压抑、迫害正直官员。我在收入《古人日常生活和社会风俗》中的《明代宫廷戏剧和太监讽谏戏》（第389-394页）写了宦官干政的一些情节，明宪宗任用太监汪直提督西厂，刺探官员和民情，“对公卿、平民任意迫害，闹得百官‘不安于位’，‘商贾不安于市，行旅不安于途，士卒不安于伍，庶民不安于业’。大学士商辂等上疏，希望皇帝罢撤西厂。宪宗拒不受谏，且怒不可遏地说：‘朝廷用汪直缉访奸弊，有何坏法？’定要找出首倡谏诤的人，予以惩处。”（傅维麟《明书·宦官传·阿丑》、《明史·宦官传·汪直》。）

地方长官，汉代州牧、两晋南北朝隋唐刺史执掌地方行政，宋朝在各路分设转运使、提刑司检法官，分管财政、司法，互不统属。明代行省设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司，分管政、刑、军三务，为并列衙门，互无统属，皆对皇帝负责。地方主官的并立，使他们互相牵制，无法集中权力对抗中央。地方官任命，由吏部负责，皇帝认可，乃至清代知县上任、调任，往往要面见皇帝（“引见”），聆听训谕。官员完全秉命于皇帝，成为皇权实施的工具。

总之，到了明清时代，特别是清朝前期，一切权力归皇帝，皇帝总揽天下庶务，皇权达到登蜂造极的地步，无法再加大了，事物发展到这一地步，等着它的，只有衰弱、灭亡的命运了。清朝光宣之际，宣布预备立宪，1907年设立资政院，评议政事；1911年建设弼德院，参议政事。资政院议员、除了来自贵族、官僚，还有读书人，更有纳税多的大商人大田主。他们也以议员资格大模大样地发表意见，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改革政体，预备立宪，是皇权的让步。

《清代社会日常生活》，冯尔康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21年1月版。

神化君主，天命论、血统论、等级观念成为主流意识

燕京书评：之前我读过萧延中教授《中国思想的根系》，以及王子今教授《权力的黑光》，结合这两本书的研究来看，中国思想在根子上就趋向于君主专制，政治、文化、社会等一切都无不以皇权为中心，你怎么看？

冯尔康：这就是我要说到的第三个方面，维护君主专制政体的思想控制——神化君主，天命论、血统论、等级观念成为主流意识。

天命论是皇帝的御用思想武器。学过上古史的人多知道“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故事。“商”即殷契，殷商之先人。而后有商汤代夏。玄鸟，是凤凰；玄，是玄神。（郭沫若解）真龙天子，天之子，当然是天命。天命也是天意。帝王自我欣赏，自我宣扬为真龙天子。我们今天时或称颂“天人和谐”“天人合一”，用以讲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古人主要是用来讲究尊天命，即崇奉天子的道理。汉代大儒董仲舒讲天人合一，天子受命于天，因此尊天，尊天命，就是尊王，天下应“受命于天子”（《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身以心为本，国以君为本。”（《春秋繁露·通国身》）其意皇帝受命于天——尊天命——尊天子。皇帝被置于神圣地位，皇帝实行大一统，乃天经地义之事。董仲舒讲的“合”，合中有上下、左右、前后、表里之别，主从之别，下服从上，民服从君。这才合而为一。

暴君夏桀自比是永不落的太阳，老百姓痛恨他，诅咒他，恨不得与他一块死亡。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到清圣祖康熙帝，史书讲述他们诞生之际无不伴有天命的异常现象。就连不是大一统（“六合”）之君的南朝皇帝，也是天命临朝称孤道寡。《南齐书》卷一《高帝纪》云：（萧道成）“姿表英异，龙颡洪钟，鳞文遍体。”（第1册第3页）卷二《高帝纪赞》：“与皇太祖，有命自天。”（第1册第40页）卷三《武帝纪》，世祖武皇帝，小名“龙儿”，出生之夜，陈孝后、刘昭后，“同梦龙据屋上”，故名。（第1册第43页）史书所写，出自宫中帝后妃嫔所言，这是皇家自我宣扬，大臣、御用文人和史官为他们造势，对皇帝讴歌颂德，诸如圣明天纵，神文圣武，开疆拓土，轻徭薄赋，爱民如子，乃真龙天子。天命论为皇帝罩上神秘色彩，令其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特质。天命论深入民心，在绝对崇拜皇帝之外，造反者也已“天命”为政治旗号，造反起家的朱元璋，在统一南方之后，发布《奉天北伐讨元檄文》，洪秀全则用《奉天讨胡檄》为反对清朝的舆论动员，都是天命论者。朱元璋建立明朝，是真正“奉天承运”了。

天命观的帝王崇拜，体现在三大节的庆贺上。一年中有所谓三大节，即元旦、冬至和万寿节。皇帝过生日，臣民要庆祝；元旦是岁首，奉皇帝正朔的臣民当然要欢庆；冬至也作为大节日，是因为这一天表示阳气生，君道长，百官朝贺，皇帝赏赐，官僚互贺，属员拜上司，是过小年。

皇帝在等级之上，使用政治制度、法律规定制造等级制度，并因它的现实产生等级理论和意识，被皇帝用来巩固和强化皇权。

等级的形成，常常是皇帝意志的体现。中国古代的等级，不同时期有一些变化，有的等级消失了，如周代分封制下的诸侯，随着分封制的异化而灭亡，有的等级产生了，如科举制实行后读书人正式成为衿士等级。等级划分和各等级的社会地位是由皇家法令确定的，是依照人们的品级、身份、门第、职业划定的（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第37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也是依靠习惯形成的，因此很难改变。要变动，某一种人可以由一个等级变为另一个等级，这就是下令宣布某一种人为贱民，如明成祖处罚拥护建文帝、不满其继位的官员妻孥为贱民，成为山陕乐户；而雍正帝又有除豁贱民之举，令山陕乐户、浙江堕民、安徽世仆伴当、广东渔户改业为良民。

等级制度及其规范渗透到生活的各种领域，即依照等级、职业而制定，不同等级的人有不同的衣食住行制度，婚礼、丧礼的仪式，文化娱乐的方式和圈子。居民区和住宅同样有等级的规划。所谓闾左、闾右，就是不同身份者的居住区，尽管闾左、右各是什么人的住地，古文献记载和今人见解不一（《汉书》卷24《食货志》，第4册第1126页）。但在秦汉时期居民依等第建筑住宅区，则是事实。贱民有一定居住区，不能和良人住宅掺混，所以江苏、浙江堕民的住宅是“低屋小房”（乾隆《余姚县志》卷12《风俗》引旧志），其区域叫做“贫巷”（瀛若氏：《琴川三风十愆记》。）或者叫“衏子巷”（民国《鄞县通志·庚编·方言》）。住宅的形式也有等级的规范，萧何为刘邦建筑未央宫，异常壮丽，刘邦因政权不稳定对如此费工不以为然，萧何说“天子以四海为家，非令壮丽亡以重威”，刘邦于是高兴起来（《汉书》卷1下《高祖纪》，第1册第64页。）所以，天子宫殿是为表现皇帝权威的，住宅与权力联系在一起。明太祖指责“民有不安分者，僭用居处、器皿、服色、首饰之类”（《大诰续编·居处僭分》，玄览堂丛书本第74册第113页），居室列在其中。人们见到住宅的规模，就可以知道主人家的等级身份了。

交通中使用车舆，为了区分使用者的等级分身，历朝也有繁琐的规定。打开“正史”的《舆服志》，就可以知道天子的各种辂辇、后妃车舆、皇太子和皇子车舆、公卿百官车舆的规制，对平民百姓作了很多限制，如唐朝法令，庶人、商贾、僧侣不能骑马，商人的老妻才准许坐苇莲车，或二人抬的兜笼。（《新唐书》卷24《车服舆》，第2册第532页。）北宋允许商贾骑马，但马鞍不能带彩绘，所许坐的是牛车，车身也不得有彩绘，车前不能排列仪仗物。（《宋史》卷153《舆服志》，第11册第3573页、3576页。）

王羲之出行图，王家是当时的大家士族。

燕京书评：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等级制度形成的等级意识，在门第观、名分观、血统论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冯尔康：门第观念直接反映等级现实。天子凌驾在社会之上，出于他的意志，使得一小部分人成为贵族、大小官员，一部分人被处罚为贱民、半贱民，加上其他社会因素，于是在臣民中区分出高门、上户、寒门、细户、小户，随之产生门第观，其要旨是尊重高门上户，鄙薄寒门小户。其内容，一方面认为各等级的权力、义务是天经地义的，即高门大户为官作宦，婚配于同类，锦衣玉食，重堂巍阁，使奴呼婢，视为当然；寒素细户承应差徭，输纳国课，食牛马之食，也视为固所当然。另一方面是宣传等级压迫是合理的，即上等人是神仙下凡，上应星宿，下等人是草木之躯，故称“草民”、“细民”、“蚁民”，人的社会身份不同，为人上者治人，为人下者受治于人就是合理的，天经地义的。

名分观也是一种等级观念。什么名分的人要按其名分行事，君臣之间及官民、主仆、主佃、父子、夫妻、师生、东伙之间，都有其名分，故为臣、为仆要忠，为子要孝，尊名定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教导不同等级的人各安于本分的名分观，也就是等级观念了。

血统论来源于皇家、等级的世袭制度。君主世袭，并幻想万世一系，世袭罔替的贵族世代相传，官僚以荫子权而有部分世袭权，士卒、百工往往世承其业，奴婢、贱民、准贱民全部世代相承，于是贵者恒贵，贱者恒贱，似乎高贵者造出优等血液，生下新的高贵者，卑贱者的劣等血素产生低能儿，俗语“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是这种理论的通俗说明。血统论讲究人的出身，在说明人的等级身份不变时，肯定了等级制的合理性，也是一种宿命论。血统论是皇帝另一个思想武器。血统论深入人心，承认皇家血统高贵，是天命的高贵，是天生的高贵。造反者也是在天命论主导下行动的，打出皇族、贵族旗号，以此作为号召，发展壮大力量。陈胜起兵，“诈自称公子扶苏、项燕”。（《史记》第6册第1950页）扶苏，秦始皇长子，被秦二世矫诏所害；项燕，楚国贵族，项羽先人。希望以此二人名义获得起义者的拥护。西汉末年起义者中，樊崇自号“三老”，汉朝制度，十亭为一乡，乡设三老，乡官，主管教化。如此小官，怎么能有号召力，于是立刘盆子为帝，刘盆子是城阳景王刘章（朱虚侯，刘氏反诸吕战争中杰出立功者）之后，其父刘萌已在王莽时代废为平民，平民的樊崇等认为刘盆子有高贵血统，可以有号召力。

门第观、名分观、血统论，表明我国的等级观念十分系统，十分强烈。它被用做说明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要人安分守己，成为压抑下层等级的理论，成为评判人物、事件的标准。高等级者要压制低等级的人，往往用出身、门第羞辱对方。即如勇于纳谏的唐太宗，贵族出身，登基后成为等级之上的最高统治者，当魏征以谏诤披其逆鳞，他回后宫愤恨地对长孙皇后说要杀死魏征这个“田舍翁”，魏征当过道士，出身不高贵，虽然官至门下侍中，但李世民还是以其非士族出身看不起他。另一位谏诤之臣张玄素是小吏出身，在隋朝为景城县户曹，一次唐太宗于百官面前问他在隋朝做什么官，回答是县尉，又问在这以前是什么官，答称为流外县吏，又问属于什么曹，这样究根问底，“穷其门户”，以现其“寒微”。（《资治通鉴》卷195。）作为对他的谏议的报复。唐太宗是开明君主，但有贵族出身的积习，以门第压人，做了君主，还不忘臣子的平民出身，希图以此使臣下服服贴贴。唐太宗如此，其他君主对臣僚，特权者对平民、奴婢以门第作为欺压手段，是可以想见的了。等级观念，是等级制度在意识领域的反映。

燕京书评：一旦等级制度在意识领域，就会形成特殊的心理机制，演变成鲁迅等人批判的国民性。

冯尔康：等级观念流传愈久，愈深入人心，愈牢固难破。到了君主专制社会晚期，虽然下层等级的人在行动上作出反抗，甚至说出过“均人也，奈何以奴呼我”的话，但他们接着又说“今而后得反之也”。（同治《永新县志》卷15《武事》。）即以仆为主，并没有取消等级制的认识，相反，倒是贵贱观念很强，只不过是谁来作主、谁来作仆的问题。直到近代，工商业发达的上海近邻宝山县，人们还是“主仆名分甚严”。（光绪《宝山县志》卷14《风俗》。）中国等级意识顽固，清除它是一个严重的历史任务，“十年浩劫”中血统论的猖獗就是显例。

等级意识强烈，尤其表现在等级监督方面。等级结构严谨另一种表现是等级监督严格，是什么等级的成员就是什么社会地位，不得错乱，违犯者将被纠正，甚而会判罪。人们会受到政府的、等级成员内部的监督，不许伪冒。特权等级有既得利益，不许平民等级以下的人冒充混入，以纯洁其高贵的队伍。南朝长水校尉贾渊奉命修捡谱牒，受贿将平民王泰宝书于大士族琅琊王氏谱内，即通过作伪将平民侧身于士族，但被琅琊王氏正根、尚书令王晏发现，报告南梁高宗，高宗为维护士族利益，几乎将贾渊处死。（《南齐史》卷52《贾渊传》，第3册第906页。）这是特权等级的监督。同等级或低等级的人，不愿意有人混进高等级，以超过自己的地位。参加科举要有有功名者作保，生监也往往纠核某个考生不合资格，这里有冒籍问题，也有非良人冒充应试，被人检举出来，有的并非贱民，只因职业被贱视，也受欺凌，如清代浙江建德水泥匠的儿子要应童子试，当地读书人联合起来反对。（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第14页。）这有压良为贱的因素，更不许以贱冒良了。等级权利、义务不一样，这就决定平民以上等级为自身利益，不许非等级成员掺入。这种民间的自发监督，有时比政府管制来得还厉害，这也使等级结构来得严格。

由天命论、血统论与等级观念反映的君主专制政体，促成古代社会稳定。在近代社会是政治权力、社会组织、市场和舆论，在古代社会主要是靠政治力量，政权以外的社会组织本身就不发展，所能起的中介作用不会很大，自然经济下市场的调节力量也有限，而政治权力却很强大，无处不起作用。

关于皇帝崇拜及相关的天命论与等级观念，我在2008年撰文《皇帝崇拜文化心态探究》，论说皇帝崇拜文化产生的原因、内容：“历史上形成的皇帝崇拜文化，表现为皇帝自我宣扬，臣下对皇帝讴歌颂德，百姓接受并笃信好皇帝，佞幸成为皇帝罪恶的挡箭牌，造反者对皇帝往往多所原谅；形成并延续皇帝崇拜文化的政治伦理是天命论，以及血统论和等级观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找《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

汉高祖刘邦像。汉承秦制，郡县制在汉代成熟。（来自视觉中国）

君强民弱对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利影响

燕京书评：之前我读过《无情的革命：资本主义史》，这本书的作者有一个观点，君主专制更适用于农业社会。我想，君主专制与生产方式之间或许有一定联系，这也意味着，君主专制在古代有一定的合理性，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之前。你怎么看？

冯尔康：在人类历史上，每一种政治体制的出现有其客观必然性和某种合理性，君主专制主义政体在中国大地华夏社会产生，应当同主要是平原地区的农业社会相适应，又因同北部的蒙古草原游牧民族的冲突、纠结相关联，相应产生其社会功能。

君主专制主义政体可以集中民力、民财，兴办两件大事，就是兴修大型水利和建设边防。在农业社会，对于频繁出现的水涝干旱自然现象，极大地影响民间农业生产。中央集权政府兴修水利，多少能够保证农业生产正常进行。最大的水利工程是修治中华文明发源地之一的黄河水系，开凿大运河，其次修治淮河，疏浚历代政治中心（首都）的河流——渭水、汴河、永定河诸水系。清朝每年农业税3000余万两银子，用于治理黄河多达数百万两。修治河道，反映到史书上，《史记》有《河渠书》，《汉书》有《沟洫志》，宋元明史都有《河渠志》。正是由于河渠的治理，减少灾情，有利于农业生产的持续进行。

众所周知，中国古人没有国家概念，只有朝廷概念，只是在少数民族骚扰中原或进入主中原之际，汉人才强调具有中国含义的华夏概念，以图捍卫、复兴汉人王朝。朝廷概念，具体是指某个王朝的政权。中原的农业社会，军队主要是步军，而北方的少数民族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不时到中原骚扰，蹂躏百姓。骑兵来去迅速，步兵穷于应付。中原王朝一方面进行战争，另一方面出于边防需要，不断地修筑、修补长城，耗费巨大的民力、财力。

集权政府的这样两种功能，更促使百姓对皇帝的感恩戴德和崇拜。

燕京书评：这两年，孙皓晖的小说《大秦帝国》以及据此改编的电视剧《大秦颂》，更是公开为历史学界称之为“暴秦”的统治者大唱赞歌。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历史学界曾经严厉批判秦代到清代（尤其是宋代以后）的专制主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共识。但是，随着传统文化热的兴起和发展，近些年来，有人开始为古代的政治制度辩护，认为没有那么专制，你怎么看？

冯尔康：那是当代人不可思议的恋古癖吧，是自比于秦始皇了。我倒想到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社会时或发出某种赞扬，早期来华耶稣会士和使节对中国中央集权的行政高效率，百姓在募役中劳动高效率表示惊叹；当今西方学者就中世纪做中西文化对比，认为中国的科举制有益于人口阶层流动，监察制度的创设颇具特色。因此，我想到了从君主专制政体下监察制度与科举制度观察这种政体，获知它略有弹性和某种活力：监察制度对贪官污吏作恶的某种控制作用；科举制度有益于社会低层人员的向上层流动。同时，认识到的是君主专制体制下君强民弱与民富国强背道而驰；大一统政体及其大一统统治思想下的愚民政策，有碍于民间的创造力的发生，致使中国长期不能进入近代社会。

政府处于社会整合力量的地位，就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各等级、各团体往往把攻击点集中在政府方面。倡言“官逼民反”的下层民众造反指向政府，社会上层的政变借口也是旧政府的政治黑暗和滥施权力，不管是谁，都要改造政府，这就是看到政治权力在社会整合中的作用。政治权力为摆脱社会矛盾焦点的困扰，采取了三种办法，一是把官吏与皇帝区别开来，在官吏直接面向民众的同时，使皇帝高高在上，具有人神结合——天子的双重身份，把他神圣化，与民众隔开，以便在官民矛盾中起调节作用，造反民众的只反贪官、拥护好皇帝的事实，表明皇帝的这种角色作用起到了。释放贱民这类好事，都以皇帝的名义来进行。这样避免反对力量指向皇帝，而由皇帝调节官民矛盾，从而保证政治权力的存在及发挥作用。二是调整政权机构本身，改变不适应社会形势的部分，创建新机关，裁撤旧衙门，调整皇权与相权、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职官制度，增加入仕的途径，以新鲜血液改善官僚机器。

君主政府在选拔人才方面不断更新，在荫子制之外，争取以才能取人，起初重视选举制，当它被士族把持之后，改用科举制，允许较多平民出身的人进入统治集团。在此之前，农家子弟可以读书，充任佐吏，少数人有机会升入官僚集团。科举制实行，农民子弟出仕的机会比以前增多。政府既增加治理能力，又能对平民产生诱惑力，所以唐太宗兴奋地说读书人“尽入吾彀中”。自隋唐发明后，历代沿用不辍，成为官员来路的主要途径。政权机构的调整，官僚队伍的更新，使政权本身自我调节机制和能力都很强，从而运用政权的力量处理社会矛盾，进行社会整合，促进社会稳定。

汉代设有御史大夫，职司监察，唐代有门下省，历代有六科给事中，可以对皇帝的命令行施驳议权，但最终的权力在君主手中，竟可实行其意志。

在所谓的”康雍乾盛世“，民众生活仍然很贫困。图为康熙画像。（来自视觉中国）

燕京书评：即便君主专制在古代社会有其合理性，但进入现代之后，它的负面作用就显得极其明显。对此，你有何见解？

冯尔康：在君主专制政体下，君强民弱与民富国强背道而驰。大一统政体及其大一统统治思想下的愚民政策，有碍于民间创造力的发生，致使中国长期不能进入近代社会。现代国家应为民造福，民富才能国强。君主时代的中国基本状况是民间贫困，人们生产劳动，勉强维持生命，所以直到近代，孙中山还说中国人只有大贫小贫之分。没有民富，只有国富，那是本末倒置。

谈论中国科学、技术、艺术发展缓慢的原因，我想借助清代前期传教士巴多明、钱德明、王致诚等人的看法，也可能旁观者清吧！我综合他们的见解：第一是没有激励机制的奖励制度，做技术的人得不到应有补偿，缺乏上进心。以清代钦天监人员而言，今天看来是天文学研究机构，但钦天监是一个小衙门，属于礼部，不在九卿之列，最大官员的钦天监监正仅是五品的中级官员，钦天监又是清水衙门，没有多大油水可捞，官员不可能富裕，所以不必在技术上精益求精，去创造发明，因为弄不好还会受处罚——人们说：“何必自讨苦吃多惹麻烦呢？稍有差错就会被扣去一二年的俸禄。”这就道出了专业人员失去钻研精神的原因。传统制度是重视科举出身的官员，叫做正途，可以高官厚禄，钦天监的天文生是不在科举之列的，钦天监官员永远没有“大出息”。一句话，职官制度限制钦天监这样的“科技”部门人员积极进取，安于现状，终于同科技发展无缘了。所以，在康熙初年历法之争中，康熙九年（1670）传教士南怀仁提出与钦天监监正杨光先比证测验日影，结果是南怀仁推测与测验无误，杨光先和监副吴明烜表示当时不能测算而失败。不仅是钦天监处境如此，科举制度下将从事“机械”制造的人视作匠人，没有“大出息”。于是整个社会藐视“科技”，因此它就根本不可能发展了。第二是中国人满足于家国一体观念，缺少好奇心和洞察力，限制科学发展。巴多明又说：“中国人成了一个善于施政的、非常珍惜国家荣誉和关心国运昌盛的、特别善于自我以其驯服及其天性之恬静而感到幸运的民族，这种才智使中国最大可能地背离了精明的洞察力，这种充沛的活力和这种对于过去与未来的焦虑不安，人们均称之‘好奇心’，这可以大幅度地推动科学的发展。”（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四卷第39页，大象出版社2005年；朱静编译：《洋教士看中国朝廷》第16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为什么缺乏好奇心？中国三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社会稳定，“家国一体”观念制驭人们的思想，人们习惯于服从君父，满足现状，缺乏好奇心，限制科学大发展，“即使有特殊人物出现，不会受到支持，还会后继无人”。（《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四卷第51页，大象出版社2005年。）没有产生出色科学家。钱德明更认为，中国皇帝扼杀臣民创造性思维及创造力，“最美丽的思想火花，如果不合上边的旨意，一出现就会被掐灭”（《洋教士看中国朝廷》第205页）。古代中国瓷器畅销世界，在制瓷技术方面有着不断的进步，但从西方传来的新设计，景德镇官窑工匠不敢试验，因为做不成功是会掉脑袋的。

君主专制主义政体下的君强民弱延续了两千多年，其遗风，或者痛心地说其遗毒时或有人为之招魂，四五十年前不就有人大赞“千古一帝”吗！劝君还是莫弹还魂曲吧！